1981年彭真狱中会见江青，江青出言不逊要求：我要见华国锋和邓小平！

1981年1月，秦城监狱，彭真与江青见面。此时的两个人，身份已经完全调换：一个曾经身居高位，如今站在被告人的位置；一个历经多年磨难，重新主持政法工作，负责处理这起震动全国的重大案件。 江青见到彭真后，并没有表现出认错或悔意。她仍旧谈论自己的所谓“贡献”，言语中夹杂着对中央领导人的指责。彭真没有顺着她的话争辩，只是平静地问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 江青随即提出：“我要见华国锋。” 彭真当场拒绝。 她又说：“我要见邓小平一面。” 彭真仍然没有答应。谈话很快结束。这个场面看似短暂，却折射出一段复杂历史的收束：曾经不可一世的人，最终只能在审判之后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；而彭真，也是在经历多年沉浮后，重新承担起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责任。 彭真与江青并非第一次见面。早在延安时期，两人便有交集。1938年，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，彭真正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，长期负责根据地建设和党的组织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彭真担任北京市主要领导，主持首都的政权建设、经济恢复和社会治理，在政法领域也积累了丰富经验。 1966年，局势骤然变化。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偶遇，成为两人关系中的一个细节。彭真主动打招呼，江青却以冷淡甚至带有讥讽的口吻回应，话里话外，已经不是普通同志之间的交流。 彭真没有退让。他提醒江青，党员之间应当平等相待，不能因为身份特殊就把自己置于组织和纪律之上。江青没有听完，转身离开。那时的彭真或许已经意识到，问题并不只是一次言语冲突，而是某种权力心态正在冲击正常的组织秩序。 不久之后，彭真被停止工作，长期受到审查。1967年，他被关押，后来又被送往陕西商县一带生活。前后多年，他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权利，却没有放弃读书、锻炼和思考。条件很苦，一家人却在困境中尽力维持生活。 1978年12月底，彭真回到北京。那一年，他已经76岁。有人问他，漫长的困顿是怎样熬过来的，他回答，靠的是对真理、人民和党的事业的信念。话不复杂，却是一个长期受挫的老党员对自身经历的概括。 回京之后，彭真没有立即回到权力中心。1977年，他曾先后写信，反映自己的问题，请求组织重新审查。直到1979年2月13日，华国锋代表中央同他谈话，明确告知其问题已经查清，即将平反并安排工作。2月17日，中央正式作出为彭真平反的决定。 这次平反，对彭真而言，不只是恢复名誉，更意味着重新承担责任。此后，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，并进入中央领导机构，主持政法工作。面对社会秩序恢复和法制建设的任务，他必须处理一桩极其敏感而又重大的案件。 1976年10月6日，江青等人被采取措施。此后，案件经过长期调查、审查和准备，于1980年11月在北京公开审理。彭真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，负责统一领导林彪、江青两个集团案件的审判工作。 江青在审讯中的表现，延续了她一贯的强硬作风。她常常先整理好衣着，拿着材料走进审讯室；一旦开始回答问题，却又不断争辩，甚至打断审讯人员。面对具体指控，她很少正面承认，更多时候是转换话题，强调自己与毛泽东相处多年。 有一次，她曾质问审讯人员：“你们见过毛主席几次？了解毛主席多少？”随后又以自己与毛泽东共同生活多年为由，摆出不容置疑的姿态。 审讯人员没有与她纠缠，而是指出，是否接近过某位领导人，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立场，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。熟悉个人，不等于忠于党的原则；拥有特殊身份，也不等于可以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。 法庭上的江青同样拒绝低头。她时而冷笑，时而高声反驳，还拿出事先准备的材料为自己辩解。面对法官询问，她有时沉默，有时突然提高声音，试图把审判变成一场政治争论。 1981年1月，法庭作出判决，江青被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听到“死刑”二字时，她一度情绪激动，直到听清“缓期二年执行”，才逐渐安静下来。判决之后，彭真到秦城监狱与她谈话，才有了开头那一幕。 彭真没有回应她对华国锋、邓小平的攻击，也没有满足她提出的要求。对一名已经被依法判决、仍拒绝正视罪责的人来说，接见中央领导人并不是她可以随意提出的条件。彭真处理得很简单：不争吵，不迎合，只按制度办事。 江青后来在狱中生活多年，因病保外就医。1991年5月，她在北京去世，终年77岁。彭真则继续参与国家法制建设和人大工作，直到1997年4月26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5岁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