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岗自杀后，毛主席对叶子龙坦言：本想保留他为中央委员，这事怪我！

1954年8月17日，北京，高岗被发现长期昏睡不醒。送医人员赶到时，已经难以挽回。这个消息传到中南海，毛泽东受到震动。高岗的问题早已不是个人职务升降，而是牵涉党中央领导关系、东北局势以及党内权力运行的一场重大风波。 高岗出生于1905年，陕西横山人。革命战争年代，他长期在西北工作，后来担任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地区的重要领导职务。抗战胜利后，东北成为新中国工业基础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区域，高岗在当地军政系统中拥有较高威望，也因此形成了比较强的政治影响力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高岗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，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、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。对一个从西北根据地走出来的干部而言，这样的安排意味着组织上的高度信任。但权力越集中，个人言行所产生的影响也越大，稍有偏差，就可能从工作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。 1953年下半年，中央逐渐察觉到高岗与饶漱石在干部问题和领导关系上的一些做法。两人分别在东北和华东担任重要职务，却都试图争取更多支持，甚至对中央领导分工发表不当议论。毛泽东、刘少奇等人认为，这已经超出一般意见分歧的范围，必须及时处理。 1954年2月，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有关会议。2月17日晚，高岗被带到中南海丰泽园。会议并非普通谈话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已经在场，相关部门也有人参加。高岗进入会场后，对会议安排表示不满，气氛很快紧张起来。 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处理高岗、饶漱石问题的意见，提出通过分组会议进行批评和帮助，争取解决问题。高岗情绪激烈，曾表示要离开会场，甚至提出去杭州见毛泽东。刘少奇当场制止，双方发生了尖锐冲突。 关于当时会场中出现武器的细节，后来的回忆材料说法不尽相同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高岗已经被中央采取了严格的管束措施。问题发展到这个程度，说明组织上对他的政治行为已不再视为一般失误，而是作为严重的党内问题来处理。 2月25日，高岗向中央提交材料，承认自己有争取更高党内位置的想法，并要求毛泽东对有关问题作出说明。这份材料反映出他的情绪和判断都已出现明显变化。一方面，他知道自己面临严厉审查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没有完全放弃对重新安排工作的期待。 这种矛盾心态，在1954年夏天表现得尤其明显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9月召开，各地陆续公布代表名单。高岗反复查看报纸，关心东北、军队和中央机关的代表人选，希望从名单中判断组织对自己的安排。 然而，随着名单陆续公布，他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。对曾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来说，这种落差十分直接。没有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意味着他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已经发生根本变化。遗憾的是，他没有把这种变化看作接受组织处理的过程，而是逐渐陷入了绝望。 高岗性格强硬，自尊心很重。被管束期间，他以头痛、失眠为由，多次向工作人员索取安眠药，并设法积攒起来。8月17日凌晨，他服下大量药物。上午，家人发现异常后报告有关方面，北京医院医务人员赶来抢救，但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。高岗去世时四十九岁。 毛泽东听到消息后，心情沉重。叶子龙曾用“自绝于党”来概括这件事，毛泽东却没有顺着这句话说下去，而是谈到党内斗争中出现死亡，终究不是好事。他说，本来想保留高岗的党籍和中央委员身份，让他到陕北担任省委副书记，回延安工作，只是没有来得及把这个安排告诉他；事情走到这一步，自己也有责任。 这段话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否定对高岗问题的处理，也不是为高岗的政治行为开脱。它反映的是另一层考虑：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，组织处理既要严肃，也要留有改正的可能。高岗没有等到新的安排，便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，使原本可以继续观察和教育的问题，变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。 1955年3月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高岗、饶漱石问题。毛泽东在讲话中提醒党员干部，骄傲情绪十分危险，不要把个人作用估计得过高。他说，事业是多数人共同完成的，少数人的作用总是有限。高岗事件由此被作为党内高级干部教育的重要案例，写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历史。 特别